编者按:根据集团公司《关于印发2021年“国家安全和保密宣传教育月”活动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齐鲁石化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，宣传党的保密工作历史，弘扬保密工作优良传统，传承对党绝对忠诚的红色基因，现摘编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保密工作的论述。
　　

毛泽东同志论保密工作
　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，对保密工作一向重视。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修订出版的6册《毛泽东年谱》记载，毛泽东对于如何做好具体的保密工作，发表过相当多的重要意见和指示。归纳起来，大致包括3个方面。
　　第一，在态度上，强调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。1938年，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上，专门谈到袭击计划保密的重要性:袭击敌人虽有好的计划，若此一计划被敌人知道了，则不但一钱不值，还有遭受损失的危险。所以袭击计划之严守秘密是最要紧的。1944年，毛泽东提出，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，每个党员及干部，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，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。1950年9月底或10月初，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重申保密纪律的训令稿时，要求“对全军保密工作加以检查，并规定整理办法”，在一个月内形成专题报告报中央。1950年9月1日，毛泽东就机密电报问题致电陈毅、饶漱石:“在此所谈各问题，你写电报时，为保密计，请用有线电发来，不要用无线电。嗣后凡机密电报，均请注意用有线电，不用无线电。只有非机密者用无线电。党政军均是如此。党政军对下面亦应如此，凡有有线电设备之处，均用有线电，以达保密之目的。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，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。”
　　第二，在方法上，要不断改进工作体制机制，提高工作水平。1936年，毛泽东写信给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，约定共同抗日、互相支援，信中明确就保密作出承诺:“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，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”，还建议“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(交换密码)”。1938年，毛泽东专门就袭击计划的保密方法谈到，“袭击计划不应全部告知部下，只告部下以应知之事或分段告知之”，“对驻地人民及所请向导，均不应使其知道游击队袭击的企图”，“可能时，在出发时先向假方向走一段路然后折返转向袭击目的地前进，这在敌人耳目众多之处可采用之”，“释放俘虏时，要注意保守自己行动的秘密，为达此目的，应把俘虏事先放走，而把没有走的关在一个房子内，使其不能看到游击队退去的方向”。1953年2月1日，毛泽东在签发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文件保密工作细则》时，特地就保密制度问题作出批示:“党、政保密，同样应颁布法令，建立制度”，并要求交邓小平办理。
　　第三，在保密与公开关系上，强调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适时调整具体政策。毛泽东要求，不要片面机械地不分场合强调保密或者公开，要根据具体事项的内容与性质，决定是全面保密、内部传达还是对外公开宣传。关于国统区的城市工作，毛泽东曾提出，“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，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。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，则应完全秘密”。就新中国初期的工资政策问题，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，毛泽东一向慎重，认为在当时条件下，“工人福利问题，必须解决，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，不能太低，但又决不可太高，致陷自己于被动”。根据这一方针，对于工资调整计划，在未公开之前，要求严格保密，不得擅自对外宣布。而在这方面确实是有教训的。毛泽东在1953年的一项指示中专门说过这个问题:“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，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，今后关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，凡尚属拟议，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，一律不得下达。”
　　关于新闻报道与保密问题，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。毛泽东的态度则是一贯坚决，除了涉及军事秘密和国家秘密的内容外，均应当公开报道。
　　一是党的政策要公开报道。毛泽东1948年3月6日曾给刘少奇写信:“任何政策，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，而不作系统的说明，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，从事正确的实践。”1948年，在与《晋绥日报》编辑人员的谈话中，毛泽东进一步强调:“我们的政策，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，干部知道，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。有关政策的问题，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。”他还批评了一些错误观点，如“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”，这是不能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的表现，是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。
　　二是重大灾情要如实报道。1959年，毛泽东就广东大雨问题给胡乔木、吴冷西写信，要求报纸“如实公开报道灾情”，“全国灾情，照样公开报道，唤起人民全力抗争。一点也不要隐瞒”，“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，也要报道，讲究对策”。
　　三是对领导干部和政策中的错误失误要公开揭露。1945年，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，毛泽东要求全党“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”，并把这件事提到“扫除官僚主义”的高度。1953年，毛泽东指出:“凡典型的官僚主义、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，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。”
　　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，是关于抗美援朝的保密问题。在作出正式决策之前，毛泽东指令“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军有出国的意图”。出兵之际，“为严格保守秘密，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，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”。出兵之初，指示国内报纸广播不要发布任何战争情况，“在目前几个月内，只做不说，不将此事在报纸上作任何公开宣传，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，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”，“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，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《参考消息》上”。但到1951年初，根据情况变化，他适时改变了做法，并指示:“凡军事上有重要发展，例如攻克要地、获得重要战果，及采取释放敌俘等重要步骤，均宜由新华社在不泄露军事机密的条件下随时发表。”期间，中央获悉美军准备撤退的情报，毛泽东在将有关情况第一时间电告前方彭德怀等的同时，明确要求“为了不使部队松气，上述情报不要下达”。
　　毛泽东的这些意见、指示本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对实际工作中的保密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，均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智慧，对于今天的保密工作仍有启发和借鉴。

周恩来同志与保密工作
　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央特科，主要是为了负责保卫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，正好与国民党的调查科针锋相对，于是双方在上海滩展开了一场秘密战线的激烈较量。当时调查科的负责人是徐恩曾，特科的负责人是周恩来。巧合的是这两个不共戴天组织的负责人名字中间都有一个“恩”字。
　　中央特科的前身是1927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军事部后成立的“特务工作处”，也叫特务科，科长顾顺章。下设4个股，保卫股负责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；情报股专搞情报；特务股也叫“打狗队”，镇压叛徒为主；匪运股负责收编江湖武装。汪精卫政变后，特务股由武汉迁往上海，成为中央特科的班底。
　　1927年秋，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，下设四个科:总务科负责后勤与善后；情报科负责刺探与反谍；行动科又称红队，即红色恐怖队，负责营救同志和清除叛徒；电讯科负责各种联络和培训无线电专业人员。情报科人才济济，有陈赓、李克农、钱壮飞、胡底、潘汉年等。而电讯科更使得红军在战场上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。1928年11月14日，由向忠发、周恩来、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，以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。
　　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，中央特科大改组，原来人马撤往苏区。新特科由陈云、康生和潘汉年负责，其中陈云负总责，兼总务科长。康生为副手，兼行动科长。潘汉年为情报科长。
　　中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，就在上海租界巡捕房、上海市政府公安局、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、南京各国驻华使馆，以及通讯社、地方法院和其他国民党政军机关安插了红色特工或眼线，其中比较出名的是成功策反了中统的要员杨登瀛，清除叛徒何家兴，清除叛徒白鑫。
　　也许有人会问，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众所周知的领导人，也是红色特工的最高司令。上世纪三十年代他长期在上海领导秘密工作，处境非常凶险。当时被捕人很多，叛徒很多，认识他的人更多，为何他一直安然无恙？因为周恩来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不少“绝招”。
　　首先看“住”。他经常变换住所，最长不过一个月，往往只住半个月。因为从邻居注意到消息传开起码要几周的时间，两周换个住所就最安全。而且，每换一个地方，周恩来就改一次名字，从不疏忽。尤其是知道周恩来住所的人员严格控制，从不超过两三人。
　　再看其“行”。由于社会上认识周恩来的人太多，所以他把外出的时间严格控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以后，其余时间如无紧急情况决不外出。此外，周恩来异常细心。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、交通走向和人流状况都事先进行过仔细研究。外出时尽量不走主要交通要道，从不搭乘公共交通，只走弄堂小巷，而且从不到公共场所。
　　再看其“貌”。见过周恩来的人往往会过目不忘，因此他外出时必经过仔细化装。他通常以商人的面貌出现，尤其又留起了大胡子，使熟人很难辨认，因此党内很多人又称其为“胡公”。旁人听了以为他姓胡，不知是指其貌。
　　正因为这些众多心细所构成的“绝招”，使得对手们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踪迹。
　　邓颖超曾经在1982年撰写纪念周恩来的文章《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》。文中提到，夫妻二人常常相互提醒: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。在他们看来，“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”。
　　我国当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，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，周恩来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。他要求，试验的有关情况，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，不能告诉其他同志，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，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。他特意指出:“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、中央委员，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。”周恩来身体力行的榜样行为，使大家深受教育，有效地保证了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泄密事件。
　　周恩来不仅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，而且严格遵守其他纪律。周恩来长期主管外交工作，他为外交人员制定了“站稳立场，掌握政策，熟悉业务，严守纪律”的十六字守则。他常常教导外交干部:外交工作一切有关政策的问题必须做到事先请示、事后报告，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；事关涉外大事不允许先斩后奏，更不允许斩而不奏和“心血来潮，忘乎所以”。在这一方面，周恩来给外交人员作出了表率。在国外参加会议或者出访期间，每天不论多晚，他都要向中央或请示或报告。在遇到重大问题时，总是先行请示中央，在中央答复后再按照中央的要求执行，绝不会自行其是。
　　周恩来曾经手书一份“党员守则”，对自己提出几项要求，如不送礼、不拜寿、不迎送，等等。周恩来在国内视察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较好地体现了“党员守则”的要求，即不准省、市领导人到车站、机场迎接；不准宴请、不准陪餐；两菜一汤，不招待酒水，不吃高级菜；房间内不准摆糖果、水果，茶叶自备；去公共场所，不封园、不闭店、不戒严。这些规定，周恩来始终严格遵守。

邓小平同志的保密二三事
　　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，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。他从早期参加革命，到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以至新中国成立后，始终对党的保密工作高度重视，并且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保密工作经验。

做好八七会议筹备保障工作
　　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，在武汉的汪精卫蠢蠢欲动，最终于7月15日召开“分共”会议，决定同共产党决裂，随即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白色恐怖下，大革命时期处于公开状态的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。
　　当时，在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(名为“邓希贤”)负责管理党的“文件、交通、机要等事务”，并且“为中央的会议做记录，参与起草文件”。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，他随同中央机关一再转移，从汉口搬到武昌，又从武昌搬回汉口，始终坚持对敌斗争，顽强与敌周旋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为了党的秘密工作需要，他把自己的名字由“邓希贤”改为“邓小平”。
　　1927年8月7日，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(史称“八七会议”)，以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，研究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。为了开好这次重要会议，中央对会议期间的保密工作提早作出周密安排。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更是责无旁贷，积极投入会前准备。
　　早在8月3日夜，邓小平便在交通员的带领下，秘密进入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的一幢西式公寓。这里原本是苏联援华顾问洛卓莫夫的住所，地处俄、英、法三处租界结合部，前临僻静街道，后面通有小巷，位置很是隐蔽。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，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，不过，他的夫人洛卓莫娃尚住这里，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。另外，考虑到房子二楼凉台与邻居的凉台相连，便于紧急情况下人员撤离，因此，中央决定把这里作为八七会议的秘密会场。邓小平提早来到这里，开始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。
　　当时，确定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、候补中央委员、中央监察委员，还有中央军委、共青团中央、中央秘书处、湖南、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，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。邓小平曾经回忆:“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，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，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。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，走得最晚，中央负责人最后进，最早走。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，两处均有后门相通，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。”
　　会期正值8月，武汉酷热难耐。但为了保密起见，大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，屋里闷得像蒸笼。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参会人员都挤在楼上，耐心等待会议的召开。困了，他们就在地板上休息一下；饿了，便喝点开水、吃些干粮，始终保持高度警惕。邓小平后来说:“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，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，进去了就不能出来。”“我是第一批……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，我们进去就睡地铺。”
　　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，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一夜，但作为会议筹备者，邓小平却在会场工作了几个日夜。1980年7月，他再次来到八七会议会址时，不无感慨地说:“我在这里待了六天……我是最后走的，走得最晚。”其间，他不但尽心做好会务工作，而且根据职责分工，精心完成了会议记录任务，如今我们看到的八七会议报告和发言记录手稿，就出自邓小平之手。

在上海中共中央的日子
　　1927年底，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。此时中央机关已由武汉转移到上海，他的工作职责主要是“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”，包括“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、机要、交通、财务、各种会议安排等”，还负责“起草对一些省区的指示等文件”，并继续“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”。
　　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，形势更为严峻。为了安全保密，那时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主要分散在四马路(现在的福州路)447号、同孚路(现在的石门一路)柏德里700号等地。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开展工作，难度可想而知。对此，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黄玠然后来回忆:“邓小平是秘书长……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，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，责任很大。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，处理的事情多，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中央的安危。”
　　邓小平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安排中央会议，其中涉及协调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参会，更为不易。因为在当时的上海，国民党军警宪特利用各种手段抓捕党的同志，破坏党的机关，对此，中央特别强调秘密工作制度和纪律，尤其对中央机关办公和活动地址、中央领导同志住址等都作了严格的保密规定。比如，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必须不断变换住处和姓名，彼此之间也不能知道他人的住处等等。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，全面掌握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的活动地点及住处，还有秘密接头地点。每次安排会议、组织活动，他都采取周密的保密和防范措施，确保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安全。
　　在他分管领导下的中央秘书处，也严格做好保密工作。那时，秘书处设有“文书、内政、外交、会计和翻译”五个科，工作头绪繁多且紧要，邓小平组织大家以极其秘密的方式分工开展，如把外送文件藏到鱼肚子里等，一切工作紧张有序，有条不紊地进行。
　　为做好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密工作，邓小平还下了很大功夫去了解上海地理环境。他对照地图，走街串巷，特别是到法租界、公共租界等地熟悉情况，很快便练就成了地地道道的“上海通”。他还按照中央有关“秘密机关群众化”“负责干部职业化”要求，先后经营过杂货铺、古董店，并且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对此，李维汉回忆:“六大开会期间，我和弼时(任弼时)受命负责留守中央，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……当时，每天上午九时，我、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”，地点就在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”。李维汉说的这个商店，就是邓小平开的杂货铺，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掩护作用。
　　此外，邓小平开展工作、参加活动也很注意化装隐蔽，尤其注意“符合身份的穿戴”。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:“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……他们来经常化装，到什么地方就穿什么。到租界穿得讲究，到平民地方穿工人衣服，所以就不容易被坏人发现，不注意，跟群众一样。”邓小平就是在这种“职业身份”掩护下，精心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并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，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。（来源:公司党委保密办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