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构成合同履行中的情势变更或不可抗力，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对于社会大众而言，情势变更可能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，但日常生活中这一制度和我们息息相关。
　　自古罗马法以来，合同严守一直是公认的民法原则，情势变更制度是合同严守原则的例外，此前对将其引入民事立法一直存有争议。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加速发展，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瞬息万变，合同履行受各类突发情况的影响加剧，在合同履行困难或即便履行也难以实现合同目的时，继续坚持合同严守原则可能造成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显著失衡。
　　基于审判实践的需要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认可了情势变更原则。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正式确立了该制度。
　　
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
　　合同成立后，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，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，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；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，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。
　　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，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。
　　
正确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
　　司法实践中，一些合同当事人有可能以正常的商业风险作为情势变更的理由，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，这可能导致情势变更原则被滥用。因此，在认定是否构成情势变更时，正确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，对于正确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最高人民法院强调要合理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: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，诸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、价格涨跌等；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。
　　人民法院在判断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，应当注意衡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、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、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，并结合市场的具体情况，在个案中识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。
　　
疫情下情势变更的判断标准
　　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在制度上极为接近，适用上也存在交叉，司法实务中无法做精准的区别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社会而言属于不可抗力事件，但对于具体合同的影响力并不等同。对于情势变更而言，并不需要做这种区分。只要发生了某种客观、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导致合同基础条件重大变化，若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，不需要区分其到底是情势变更还是不可抗力。
　　
当事人的再协商义务
　　情势变更原则作为一种市场机制之外的、事后的调控手段，法院应尽量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，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，尽可能减少司法对市场的直接干预，促使当事人协商变更合同以维持合同的可履行性。
　　代表合同立法趋势的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》《欧洲合同法原则》与《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》均规定当事人负有再交涉义务，即合同履行困难时当事人应当首先通过磋商以改定合同或解除合同。
　　民法典该条要求，在情势变更的情况下，当事人负有继续协商的义务，只有在协商不成或无法继续协商时，法院才能够依当事人申请变更或者解除合同。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量合同的履行出现困难时，涉情势变更案件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，通过立法明确再交涉义务，有利于促使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争议，避免大量案件涌入法院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浪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