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爸老妈搬家了，搬进了我们在威海为他们购置的带小院的一楼住房，房子是新的，家具、电器、被褥是新的，就连所有的锅碗瓢盆也全是新的。所以爸妈搬家时，只带了随身的衣物。

在废弃的旧物中，我在父母的要求下，唯一留下了一把还在使用中的暖水瓶。因为它与我同龄，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五十四个春秋。

父母亲都是1959年的山东支边青年，二十岁左右的他们来到了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，成了一名林业工人。

边疆的林区山高树密，地广人稀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。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们要自己修路盖房，开荒种地。他们真正体会了冬天滴水成冰严寒的残酷。但那时的年轻人热情高、干劲大，以能为国家建设多贡献而自豪。所以，在集体宿舍里，你照样能看到笑脸，听到歌声。

两年多的艰苦生活中，支边青年中很多人结婚成了家，不在一个连队的父亲和母亲，经人介绍，走过了那时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、结婚的时髦定律，一把水果糖，一杯北大荒酒，大家一起热闹一番就结了婚，第二年冬天生下了我。

母亲告诉我，1962年的冬天，特别的冷。她和父亲婚后住的房子，四周依然是那种用树枝扎起来两边糊上泥巴的墙，寒风“嗖嗖”地往里钻，屋内盆里的水都结成了冰。生下我后，母亲怕冻坏我，所以一直把我揣在怀中。

家中没有暖水瓶，月子里的母亲要喝口热水都要现用锅烧。高兴之余的父亲决定要为母亲和我买个暖水瓶。可是，东方红林业局当时没有商店，仅有的小卖部又不卖暖水瓶。只有到最近的虎林县城才能买到，来回往返要四十多公里，没有公交车，也借不到自行车，但父亲还是毅然决然地徒步前往。

他请好假，天不亮就起身，冒着严寒，三步一滑五步一陷，用了七八个小时，硬是在天黑前，抱回了一个枣红色外壳，上绘着一条金龙的暖水瓶。母亲钟爱喜庆的颜色，一见就高兴，拿在手里翻来复去地看着，把瓶口放在耳边，听听“嗡嗡”响，就说是个好暖水瓶。

父亲在旁笑笑说，花了三块二毛钱，商店里就剩下这一个了，没得挑，孬好就只有它了。果然如母亲所言，暖水瓶保温特别好，热水装进去一天一夜，倒出来依然烫手。当时，这把暖水瓶成了我们家唯一的奢侈品。

我还没出满月，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父亲抬松木不慎压伤了腰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得知消息后的母亲又惊又急，月子里的她不能出门，急火攻心，奶水一下子没了。

母亲只好用玉米碴子煮后的浓汤喂我，好心的邻居送来了代乳粉。新买的暖水瓶可真发挥了作用，那时节，对母亲和我来说，能随时喝上口热汤水，已经很不错了。

后来，日子渐渐好起来，家中的暖水瓶增加到了三四个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使用中的暖瓶经常因不保温了或者不小心打坏了而被更换过多少次，唯独这只跟我同龄的暖水瓶却安然无恙。它一直陪着我和两个弟弟长大。父母亲似乎也对这只暖瓶爱惜有加，不只一次把锈蚀坏了的瓶壳换成新的，瓶壳也一定要换个枣红色的。

1987年父母亲搬回山东老家时，硬件家具全送了邻居，锅碗瓢盆全没带，唯有把这把已经用了25年的暖水瓶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山东。

时光如逝，日月如梭。父母双亲回山东老家也已近30年了，这把暖水瓶一直使用着，保温效果依然如故。

现在生活好了，家中用上了各种各样的暖水瓶，然而我对这把看上去有些老土的暖水瓶却依然特别珍爱，不仅仅是它与我同龄，伴陪我长大，更多的是，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我的第二故乡；看到它，我又仿佛回到了那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山舞银蛇，原驰腊象的北国；看到它，我仿佛听到了我幼年的哭声和童年的笑声；看到它，我就永远忘不了对父母双亲那永远报不完的恩，还不完的情。

作者：尹衍红，齐鲁石化新闻中心编辑、记者，山东省作家作协会员、山东省写作协会会员、中国石化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文学作品集《在阿布沁河边》。从事文学创作、新闻写作三十余年，在国家级、省部级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30余篇。